两天前，一则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民政部部长李继恒写道:“目前，由于各种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生育率已降至警戒线以下，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点。”

总生育率降到警戒线以下意味着什么？


民政部部长近日发文称，中国总生育率已降至警戒线以下。来源:视觉中国
一个

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发表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可能会提前到2027年。

所谓“总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每个妇女在育龄期内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为了达到“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保持未来两代人之间的人口基本稳定，总生育率至少应达到2.1。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1.5左右的总生育率是“高度敏感的警戒线”。一旦降到1.5以下，就有可能陷入“低生育陷阱”。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介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生育率就下降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下；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2005年总生育率为1.3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进一步降至1.18。

“即使考虑到可能出现的误差，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1)，还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0)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0)。”蔡芳说。

出生率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出生率为10.48 ‰，也是2000年以来中国最低。

自2015年以来，中国实施了全面的二孩政策。受政策影响，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反弹至1786万人；但在2017-2019年，这个数字又开始下降。

对此，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解释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2015-2016年累计效应释放；2018年后，政策调整后生育率进入稳定期，所以出生率先升后降。

为什么中国的出生率和总生育率急剧下降？

对此，人口学家、全球化智库()邀请的高级研究员黄曾告诉岛叔，背后叠加了三个因素:一是“综合二孩”释放的累积生育正在逐渐结束；第二，90年代出生人口由最初的2600万骤降至1999年的1400万左右，导致未来十年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锐减40%左右；第三，年轻人的生育能力会持续低迷。


总生育率低于1.5的代表性国家(来源:钛媒体)
二

正如专家所说，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指标，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综合条件影响下的低生育意愿更是被社会所讨论。

人口学家、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梁认为，生育率的下降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生育相关领域没有进行彻底改革，农民或其后代可以在城市工作、上学、找工作，却不能顺利落户成为公民，那么社会结构的失衡就会使生育率一次次下降。

对于城市人口来说，“少生”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现在大学扩招，每个人的受教育时间都加长了，一般结婚生育的年龄都会往后推；考虑到城市生活成本，抚养成本，以及分娩对职场女性潜在的职业影响，晚婚少生是很自然的。”黄对说道。

2016-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机制研究”课题组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在已生育一个孩子的妇女中，在所有样本组中，计划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仅占28.3%-30.1%。

参与调查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研究学院副教授颜永爱告诉刀妹，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不想多生孩子的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研究表明，普通家庭也能养育孩子。成年人的花费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此外，随着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年轻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购房压力。”

一个笑话说明了这个现实:如果你有两个儿子，那真的是“建银行”。言下之意自然是高房价。

除了经济压力，“无人帮忙带孩子”也是制约女性生两个孩子的重要因素。严永爱引用调查数据称，参与调查的城市中，70%以上生育过孩子的女性表示，自己或公婆是照顾孩子的主力军；然而，当他们有两个孩子时，他们的父母年龄越来越大，健康状况不佳，无法像以前一样提供帮助。

工作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严永爱说，考虑到职场的晋升和自我发展，女人一旦选择生孩子，职业发展就会中断，机会成本非常高；如果和宝宝一起工作，你的精力和体力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这一切都让很多女性对生育的态度变得谨慎。


全国育婴成本最高的城市前10名(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根据公开数据)
三

社会问题的背后是无数个体的理性选择。生孩子的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孩子少的问题就很难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有孩子的想到二胎头疼，没孩子的看到有教养的人的问题心虚；再往前推，上面讨论的多重因素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结婚意愿的降低和结婚年龄的推迟。

人口研究学者何亚夫认为，降低生育、育儿和教育成本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建议发展包容性的儿童保育服务体系，提高3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为多子女家庭减税，为有两名员工的家庭减轻照顾子女的负担。

这些都是现实问题。比如，目前很少有0-3岁的公立托儿机构，而为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生孩子，几乎意味着几年的职业窗口。“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儿童保育和儿童保育市场服务体系，特别关注0至3岁的婴幼儿，我们将直接帮助那些犹豫是否要孩子以及是否想要第二个孩子的家庭。”黄对说道。

金永爱进一步建议，在托儿服务的提供模式中引入多元治理的理念，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利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资源，更高效地建立托儿服务体系。

除了托儿所、幼儿园，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大烦恼。说起这件事，岛叔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怨声载道:按一般标准，如果夫妻是双职工，正常下班时间是晚上6点计算(996的朋友更夸张)，4点前放学。父母不在身边，谁来接孩子？再加上各种培训班和辅导班，第一个孩子的压力每隔几年就重复一次，“想都不敢想”。

学者认为，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环境也非常重要。“女性在就业中往往因为生育而受到歧视，比如找工作难，工资福利待遇下降，甚至被迫辞职。”金永爱建议立法保护妇女免受相关歧视，保障就业和生殖权利。

此外，夫妻双方在分担育儿责任时，应强调“在场”、“出力”，避免“丧偶育儿”。如何让父亲留在原地？金永爱认为，完善育儿假制度和丈夫陪产假制度，可以促进丈夫参与家务劳动分工和育儿，帮助妻子缓解母亲和职业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以前‘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应该逐渐过渡到‘男女共同劳动，内外兼顾’的阶段。”

人口是个大问题。太多，超出了社会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太少可能会带来劳动力和社会活力不足、养老压力剧增等结构性问题，影响全身。如何营造一个“快乐且愿意生活”的整体社会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考试问题。